微言·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沈德咏

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

从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正当其时。《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立法应当直面现实,既要保障未成年人平等充分理性使用网络,又要防止他们被不良网络内容侵害。应进一步明确预防和保护优先以及社会共治原则。作为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法律法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应当首先明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主体责任,明确不同性质法律规范的适用顺序,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明主线、定准心。应明确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履职的法律责任。综合运用行政、民事、刑事法律手段,加大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张泽熙

全国政协常委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应明确网信部门作为监管牵头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全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教育、电信、公安、文化、卫生健康、市场监管、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有关工作。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责配置,深化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会商研判、线索移交、执法协同,真正把职能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力量都有效整合起来。应以此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契机,在现有的网络监管格局内,建立专门的涉未成年人网络监管机制。

王锋

全国政协委员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长

监管部门有的管内容,有的管平台,有的管事前备案审核,有的管事后打击治理,有的发现问题但无权处置,有的可以执法但缺乏线索。虽不能说“九龙治水”,客观上还是存在各自为战、权责模糊的情况,监管难以形成合力。面对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网络空间,面对具有巨大市场和商业利益的网络产业,如何实行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既是网络信息内容监管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制定的核心难题。

朱征夫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

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特殊保护的主要制度是收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监护人同意制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已有类似规定,但一律确定为18岁。建议结合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所具有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细分。5月25日生效的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第8条允许各成员国自行判断,包括在13~16岁之间;韩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是收集14岁以下未成年人个人信息需经家长同意;对于14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身心比较成熟,有权自行决定是否同意他人收集其个人信息,而无须家长同意。我国5月1日已生效的国家推荐性技术标准《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的规定也是14岁。

李颖

全国政协委员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应注重运用刑法手段保护未成年人,严惩利用网络实施的有组织的拐卖儿童、诈骗等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随着线下线上的深度融合,利用网络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行为变得更加复杂、隐蔽和多样化。在传统的刑事手段打击之外,有必要进一步强化行政手段的保护力度。政府部门在互联网监管过程中,探索形成的一些符合互联网发展规律的监管手段和方式,在实践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建议把约谈警示、定期巡查、联合惩戒、黑灰名单信用管理等行之有效的监管制度上升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规定,实现执法手段的法定化和程序化。目前《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在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要修订,可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制定与前面两部法律的修订有机结合,统筹考虑,做到科学有效衔接。

周汉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应进一步明确立法定位,聚焦未成年人公平使用网络和防网络沉迷等突出问题。如果确有必要保留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和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内容,应处理好与相关立法的关系,避免出现与现行立法不一致的规定。

张嘉极

全国政协委员

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未成年人已是网络“原住民”,家长相应地被称为网络“移民”,两者之间客观存在的数字鸿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双方代沟。与企业相比,家长明显被动、弱势,很难承担起保护的主体责任。相对于家长、政府等主体,互联网企业具有天然的技术、信息和行为优势,可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发挥主要作用。

江利平

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台联理事会副会长、常务理事

从教育学的角度看,家长耳濡目染般的言传身教所提供的“隐性课堂”,比当前仍以应试教育为主的学校“显性课堂”更为有效。家长最了解孩子、最有条件管好孩子,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家长处于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家长应当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角色。

邢吉华

全国政协委员

辽宁省朝阳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实践中不少网络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都是因各方主体的网络素养不足而产生,对此建议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详细规定。从国外经验看,现在的网络素养包括利用网络工具解决现实问题、保护个人及信息安全、处理网络信息、网络环境中交流合作以及网络平台上知识创新等五大能力。国内研究虽起步较晚,但社会各界认识不断加深。立法工作者应把网络素养的五大能力吸收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

李有毅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校长

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中,教育部门和学校责任重大。建议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进一步明确教育部门和学校的义务。中小学校有条件的应当通过开设校外课堂等方式,指导未成年人监护人学习网络知识、提高网络素养,增强其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网络的能力。中小学校应把未成年人网络媒介素养纳入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范畴加以培养,纳入学校的日常工作、年度工作和发展规划中,定期开展课堂教学、主题班会、专家讲座、演讲比赛等各种形式的专题教育,培养文明上网、安全上网的习惯。向学生宣传“网络工具化使用”理念,把网络作为学习和工作的助手。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