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成本的难点与对策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降成本”课题组

应当看到,在我国依然面临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企业降成本任务依然繁重。调查数据显示,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依然是大多数企业的诉求。其中,80.4%的企业认为需继续降低企业税费负担,52.7%的企业认为需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26.3%的企业认为需继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44.7%的企业认为需进一步降低企业人工成本,41.6%的企业认为需继续降低企业用能用地成本,40.9%的企业认为需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

编者按 降成本是党中央、国务院积极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助力实体企业转型升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去年8月,国务院发布《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对开展降成本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为了解降成本政策的实施情况,今年上半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组分赴东北、东部、中部、西部等9省区进行实地调研。同时,进行全国线上问卷调查。针对企业成本状况进行系统“诊断”,对降成本政策进行科学评估,剖析目前降成本工作面临的困难,梳理降成本的认识误区,阐明降成本的本质,倡导运用科学的降成本方法论,提出进一步降成本的政策建议。本刊摘发以飨读者。

企业成本探诊

从企业经营及效益情况看,2014—2016年,全国样本企业中约有70%的企业是盈利的,约有30%的企业是亏损的。其中,东北地区的盈利企业比重显著低于全国,约为60%,表明企业的经营状况遇到的困难较为严重。

从盈利企业的情况看,经营效益在2015年下降后,去年出现明显好转的趋势,净利润去年较2014年增长速度为10.81%,整体向好。但是,亏损企业的情况依然严峻,2015年净利润下降幅度达到35%,去年进一步下降23%,特别是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出现大幅度下滑,直观反映了企业面临的经营困境。

从每百元营业收入中营业成本额指标看,2014—2016年样本企业成本略有下降。从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额(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指标看,这三年样本企业费用有所上升。再细分来看,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管理费用额最高,平均增速为11.93%,说明每百元营业收入中费用额的上升主要来自管理费用,企业降费用的空间比较大。

样本企业资产负债率在63%左右,财务风险较高,企业间债务相互拖欠情况较为严重。2014—2016年样本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2.9%、62.7%和63.07%,资产负债率较高表明企业经营的财务风险较高。

去年应收账款较2015年增长了7.83%,低于2015年11.5%的增速,但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从2014年的16.1%上升到去年的16.95%,表明企业的财务风险仍在累积。去年应付账款较2015年增长了9.23%,高于2015年1.9%的增速。从应收和应付账款情况可以看出,企业间债务相互拖欠情况较为严重。

企业资产负债率和应收(付)账款状态也可以反映出实体经济杠杆率仍较高,经济运行不确定性较大,风险不可忽视。

企业创新意愿上升,民营企业创新意愿高于国有企业。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可以衡量企业的创新意愿。样本企业2014—2016年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71%、1.82%、1.89%,呈上升趋势。分地区看,东部和中部创新意愿高于西部地区。从所有制角度看,民营企业研发支出占比最高,去年为2.37%,国有企业最低,仅为0.76%,前者是后者的三倍之多。从企业规模看,中型企业研发支出占比最高,去年为2.22%;微型企业最低,去年为1.3%。

从调查问卷的数据情况看,实体经济的原材料、用能用地及人工成本呈现出如下特征:

原材料成本上升较快。去年全国实体经济企业(剔除了金融企业和房地产企业)原材料成本出现了较快上升,去年同比上升了7.21%。

用地及房租成本持续上涨。去年全国实体经济企业(剔除了房地产开发和建筑施工企业)用地及房租成本同比上升了9.7%。

用能成本有所上升但幅度不大。随着近年来国家发改委的持续降低工业企业用电价格和推进大用户直供电改革,我国实体经济企业的用电成本虽然总体有一定的上升,但是增幅较小,在电价下调的情况下,实体经济企业用电总成本保持一定幅度的上升反而反映了经济效益的好转。

用工成本依然刚性上升。虽然国家降低了企业的社保缴费率,但工资的刚性增长要求以及用工市场的紧张使得这两年我国实体经济企业的用工成本在持续上升。从全国数据来看,去年全国实体经济企业用工成本同比增长了6.84%。

物流成本呈上升态势,人工成本上涨为主因。2014—2016年,全国企业物流成本均呈上升趋势。其中,物流成本占营业成本比重增速为4.9%,物流成本占综合成本费用比重增速为3%。

调查数据显示,2014—2016年,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资金规模,我国企业外源融资的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受货币信贷宏观稳中偏紧的影响,去年以来,企业融资增速放缓。在各类融资方式中,银行贷款依然是企业外源融资的最主要方式,债券融资,股权融资与其它融资方式(信托、融资租赁、小额贷款等)相比仍然较少。但对比单家企业的各类融资规模时发现,单家企业的平均债券融资规模要远大于单家企业的平均贷款规模。银行贷款成本仅次于其它融资成本,依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顺序呈现明显阶梯下降特征。

税收负担是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一项成本,本次样本企业共填报企业纳税总额3600亿元左右,占全国企业纳税总额的比重在3%左右。近六成样本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小于5%。58%以上样本企业的“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小于5%,90%以上样本企业的“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小于15%。这表明,六成样本企业百元收入纳税低于5元。三年来,样本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从2014年的5.32%下降至5.14%,三年下降了0.18个百分点,降幅为3.3%。其中,西部地区降幅最大,从2014年的8.41%下降至去年的7.21%,降幅为14.3%;微型企业的降幅最高,从2014年的3.89%下降至去年的3.52%,降幅为9.5%。近三年样本企业“纳税总额占企业综合成本负担的比重”均值为5.42%,分年度看,呈下降趋势。

问卷调查企业缴费分为两类,一是缴给政府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二是缴给其它市场主体的经营性收费。就缴费情况而言,缴纳排污费的企业户数、缴费金额及其占营业收入和成本费用的比重均呈上升态势;缴纳诉讼费的企业户数、缴费金额及其占营业收入和成本费用的比重均呈上升态势,且增幅明显;缴纳协会、商会等会员费的企业户数呈上升趋势,缴费金额及其占营业收入和成本费用的比重去年较2014年有所上升,但低于2015年;缴纳报刊杂志费的企业户数呈上升趋势,但缴费金额占营业收入和成本费用的比重有所下降。

就税费负担主观感受而言,无企业认为税费负担“较轻”,6.7%企业认为税费负担“非常重”,51.5%企业认为税费负担“合理”,41.8%的企业认为税费负担“较重”。其中,46.6%的企业认为“税费负担重在税收”,39.2%的企业认为“税费负担均重”。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直接相关,且难以量化。本问卷通过设置若干主观题,调查企业对营商环境各个侧面的主观感受,从而反映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情况。问卷从营商环境满意度、行政管理满意度、法律环境、市场环境、社团组织收费、融资环境、生产基础条件等7个方面进行了调查。

营商环境满意度。50.7%的样本企业对营商环境“满意”,46.3%的企业认为“一般”,3.1%的企业认为“较差和极差”。

政府机关的政策和规章制度公开透明度。70.3%的企业认为“较好”,28.9%的企业认为“一般”, 0.8%的企业认为“较差”。

行政机构办事程序简化情况。62.8%的企业认为行政机构办事程序简化情况“较好”,35.2%的企业认为“一般”, 2%企业认为“较差”。

企业与政府及监管部门打交道的综合成本。54.6%的企业认为打交道成本“一般”,12.2%的企业认为“较高”,33.35%认为“较低”。

国家法律规定外的收费、摊派、集资情况。64.9%的企业认为收费、摊派、集资情况“较少”,31.4%的企业认为“一般”, 3.7%的企业认为“较高”。

司法机构执法公正、高效情况。62.1%的企业认为司法机构执法情况“较好”,36.4%认为“一般”,1.5%的企业认为“较差”。

法律纠纷诉讼成本。53.7%的企业认为诉讼成本“一般”,29.3%的企业认为诉讼成本“较低”,17.0%的企业诉讼成本认为“较高”。

政府市场准入限制情况。57.5%的企业认为市场准入限制“一般”,34.7%的企业认为“较低”,7.8%的企业认为“较多”。

地方政府地域性歧视情况。63.8%的企业认为地域性歧视“较轻”,34.2%的企业认为“一般”,2.0%的企业认为“严重”。

企业参加协会、商会、行业等社会团体及缴费情况。49.9%的企业认为参与社会团体并缴费“较少”,43.9%的企业认为“一般”,6.3%的企业认为“较多”。

协会、商会、行会对企业发展的帮助。55.4%的企业认为协会、商会、行会对企业发展的帮助作用“一般”,22.4%的企业认为帮助“较少”,22.3%的企业认为帮助“较大”。

银行贷款的额外收费情况。55.7%的企业认为银行贷款额外收费“较少”,38.2%的企业认为“一般”,6.1%的企业认为“较多”。

电价及其基金性收费合理性情况。33.9%的企业认为电价及其基金性收费合理性“较好”,61.6%的企业认为“一般”,4.5%的企业认为“较差”。

公路、铁路、港口的指定经营、强制服务、强制收费情况。52.5%的企业认为指定经营、强制服务、强制收费情况“较少”,42.4%的企业认为“一般”,5.0%的企业认为“较多”。

当地经营环境诚信水平。49.6%的企业认为当地经营环境诚信水平“较高”,48.1%的企业认为“一般”,2.3%的企业认为“较低”。

当地对企业专利技术、品牌的保护程度。48.8%的企业认为当地对专利、品牌的保护程度“较高”,47.8%的企业认为“一般”,3.4%的企业认为“较低”。

降成本的政策成效

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战略,并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形成了“三去一降一补”这一具有重大指导性、针对性的经济工作新思路,从总体上为降低实体企业成本指明了方向。去年8月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这是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针对“降成本”出台的第一个系统性文件。按照国务院降成本工作方案的要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部委研究制定了具体落实措施。今年以来,中央层面的降成本政策体系更加趋于完善。此外,市县政府也根据地方实际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从总体上看,有效贯彻了中央关于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决策部署。从地方层面看,地方政府的降成本政策在覆盖国发〔2016〕48号文的基础上有所扩展,各地政策有所差别,各有特色。从内容上看,政府降成本政策与“三去”“一补”政策统筹协调,降成本政策目标设计上兼顾“三去”“一补”政策的需求,具体措施上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良好表现。

从实地调研情况看,在各级政府的积极作为下,企业税费、融资、人工、用能用地、物流等六大成本上升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山东、福建、内蒙古等调研地区实现了去年拟定的减轻实体企业成本的政策目标。

从调查数据看,对于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政策措施,26.4%的企业认为成效非常好,36.8%的企业认为成效好,34.8%的企业认为成效一般,2.1%的企业认为成效较差。

综合来看,约有60%的企业对48号文件所出台措施表示认可,只有极少数企业不认可。可见,降成本举措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从企业经营情况看,提升挖潜改造及创新能力受到政府与企业的共同关注和高度重视,并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降成本过程中,企业自身内部挖潜提质增效,提高生产效率,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政府制定实施促进企业挖潜改造及创新能力提升的降成本政策发挥出积极成效。

调研发现,地方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了国务院降成本工作方案,阶段性完成了国务院提出的“经过1—2年努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的总体目标。但由于降低企业成本牵涉方面众多,容易受到内外部复杂因素的影响制约,导致当前降成本的政策红利被部分抵消或者效力发挥迟滞。因此,今年以来,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级地方政府紧跟降成本形势的发展,适时完善相关政策及配套措施,不断推进降成本工作持续深入发展。

应当看到,在我国面临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企业降成本任务依然繁重。调查数据显示,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依然是大多数企业的诉求。其中,80.4%的企业认为需继续降低企业税费负担,52.7%的企业认为需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26.3%的企业认为需继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44.7%的企业认为需进一步降低企业人工成本,41.6%的企业认为需继续降低企业用能用地成本,40.9%的企业认为需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

客观讲,对于上述企业诉求,政府一方面应高度重视,并予以积极回应。同时,又不能单纯站在企业的立场上制定实施降成本政策。在企业看来,政府降成本当然是降得越多越好。就政府而言,成功的降成本政策应调动企业自身降成本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政府降成本政策的完善需要综合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利益,促进实体经济企业实现长远健康发展。

从实地调研情况看,去年国务院减税降费政策目标已经实现。通过全面推行营改增,采取大规模结构性减税举措,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更大活力。

近些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决策主体的权责机制建设,强化责任追究。这些措施增强了决策主体的责任意识,但也导致了新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一些部门为了规避责任,只注重工作的形式、忽视工作质量。与此同时,当前出现了多头监管、监管过多、重复监管等现象,加重下一级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工作负担和运行成本。一些政府机关疲于应付上级的各项监管、检查,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影响到自己的本职工作和服务效能,从而产生了较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与阶段性、短期性的降成本政策相比,实体经济企业健康发展更需要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特别是在完善金融组织体系、推动物流模式创新和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等方面。

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方面,各级政府通过支持资本市场发展,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深挖企业融资潜力,但银行普遍将防治风险放在金融治理的首位,采取大额授信权限上收总行的集中管理模式,推行“一刀切”的限贷政策,抽贷、断贷现象严重,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短贷长用”现象非常普遍,带来不小的金融风险。

在降低物流成本方面,多式联运和信息化水平偏低、货物中转装卸消耗过大、运行效率低等问题亟待关注与有效解决。

在降低用能成本方面,建立用电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取得初步成效,直供电政策深受企业欢迎,但是受电网企业独家垄断买卖电力格局、利益藩篱难以突破的影响,上述改革仅处于试点阶段,力度有限,还需进一步推进改革,持续释放政策红利。

降成本的难点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是一项难度大、影响广、挑战性强的系统工程,我们需要找到制约降成本的根本性障碍。总体看,政策降成本目前面临着高成本时代降成本的有限性,以及成本全面快速上升背景下的创新能力不匹配性、降成本与防风险的矛盾性、成本转化增值的低效性等方面的难点。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人口红利逐步丧失、环境资源约束开始加重,能源供需矛盾突出,节能减排压力加大,各类要素成本都已经提高。水涨船高,成本不断增长的趋势如此,通过降成本政策来减缓这种趋势,难度显而易见。

一是降低人工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等趋势性成本的有限性。作为趋势性成本,从合理提高国内工资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将各种外部成本内部化、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角度看,逐步合理提高工资水平和企业资源环境成本符合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趋势。

二是降低其他要素成本的有限性。在人工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的趋势性增长情况下,包括原材料和物流等属于由市场决定的要素成本,主要由市场供需决定,并不是想降就可以降低的成本。

三是降低由政府决定的企业成本的有限性。并不是所有与政府相关的成本都是需要降低的企业成本,政府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市场进行合理干预所形成的企业成本是合理和必要的,企业成本中可以降低的主要是由政府决定的不合理成本,包括不合理的制度设计、管制、行政审批和行业垄断等干预所形成的企业成本。

企业成本的全面快速提升与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相联系,我们用几十年走完了国外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成本也相应呈现集中快速增长的结果。这种山洪爆发式的成本上升,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是难以再依靠低成本竞争优势,二是创新和管理能力又难以跟上。如果不能及时对其加以消化,将会导致“河道阻塞”,引发多方面问题。

创新能力与成本全面快速上升之间的不匹配性,制约了降成本工作的推进。面对企业成本的全面快速提升,需要政府在降低不合理成本方面发挥作用,也需要企业的自身努力,尤其是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消化这些成本上升。目前无论从政府的制度性创新看,还是从企业的科技创新看,提升创新能力依然任重道远。

调查数据显示,政府在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还有待推进。例如,仍然有49.7%的企业认为国内现行营商环境一般或不满意,在涉及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方面的行政管理环境、法律环境和市场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而在科研创新方面,企业在创新能力上存在着严重的两级分化现象。往往规模大、产品附加值高、盈利能力强的企业重视研发投入,逐年加大研发投入,通过研发来实现降成本和增效益,而中小规模企业因盈利能力较弱,真正的研发投入较少,即使有研发,大多也是在进行模仿式创新,很少投入资金搞基础性和原创性研发,也没有专门的研发团队进行持续的研发。同时,也有不少企业对成本费用管理重视不够,部分企业普遍存在内部成本管理水平较低、对“惠企政策”关注和跟踪不足、“科技降本”、“全员降本”理念缺乏和意识不到位、成本管理措施和考核激励措施缺乏等问题。上述问题也表明,加快推进体制机制的全面改革和培育创新能力在降成本工作中至关重要。

目前的降成本着眼于微观,目标是降低企业负担。但如果着眼于宏观,从整个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看,如果不考虑实际情况一味降低各种企业成本,可能会导致公共服务不能有效提供,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增加。成本虽然能够短期阶段性地降低,但中长期可能会反弹回去。

降成本与防风险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这也是微观降成本与宏观降成本之间的冲突。其突出表现是一些减税降费政策难以持续。降低税费负担作为降成本政策中的重要内容和首要措施,在去年减税降费规模超过6000亿元的情况下,今年预计将超过1万亿元。但随着新的减税降费政策措施的不断出台和规模的逐步扩大,未来的减税降费在政策手段和减收规模的空间上都会不断收窄,面临着政策难以持续的问题,且财政风险会有所增加。即短期内不断出台临时性的减税降费政策措施相对容易,难的是长期持续地进行减税降费。因为减税降费的规模会受到财政收支平衡的制约,在财政收入增幅放缓而财政支出压力不减的情况下,长期持续的减税降费有可能带来财政赤字增加、财政支出压缩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降低。同时,政府持续地出台减税降费政策,也会让企业形成等待出台减税降费政策的预期,将会对今后的降成本造成障碍。因此,在当前环境下,协调好降成本与防风险的关系尤为重要。

长期以来,将成本视为负担的看法是不全面的,关键是成本要有效。现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实体企业成本结构不合理,无效成本过高,成本转化效率低,尤其表现在产品附加值上。据OECD测算 ,我国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比重约为68%,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中等偏低水平。

上述分析表明,单纯通过做减法来实现降成本是行不通的。一方面,在成本全面快速提升的情况下,做减法的降成本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做减法也只是阶段性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是缓解问题的治标之举,并不是治本之策,不具有可持续性。降成本更重要的是做乘法,促使成本转化,提高增值率和产品附加值。只有这样,在进入高成本时代的背景下,企业才能够更快地消化成本上涨和避免竞争力下降。同时,目前国内产品附加值低的状况,也表明在转换成本做乘法上具有很大的空间。

从政府层面看,通过降低因政府干预所带来的不合理成本,包括制度设计、行政审批和行业垄断等所形成的成本,有助于降低企业无效成本和优化成本结构。从企业层面看,提高产品附加值有三个方面的途径:提升产品科技含量、提升产品质量和提升品牌价值。通过提升企业管理能力,改变经营模式,有助于降低因企业管理不善、运行效率低下的成本。

几点建议

从会计涵义来说,成本是生产和销售一定种类与数量产品以耗费资源用货币计量的经济价值。这是从微观角度对成本的定义,这个定义并没有揭示成本的宏观决定因素。从宏观角度来说,成本取决于整个社会的风险状况。因此,降成本应该以化解公共风险为导向,从制度创新入手,着眼于整体上降低整个社会运行成本,同时采取针对性措施,达到标本兼治。既然成本取决于风险,那么治理和防范风险就是降成本的关键之策。提前控制风险,使风险不转化为社会和企业的成本,这是处理好防风险与降成本关系的要义,可以说防风险也是降成本。

从长期意义上看,我国发展面临三大公共风险,需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来应对:一是协调政府与市场两只手,要从制度上、通过改革解决两只手难以形成合力的问题;二是促进效率与公平融合,把效率和公平变成两个动力,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三是促进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有机结合,强化文化、教育、人力资源等社会资本投入和形成,增强发展的后劲。

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也是长远降成本的必要措施。防范和化解风险是金融的生命线,特别在当今互联网和新信息技术全面、深度渗透到金融,带来许多便利和创新的同时,更要看到二者融合产生的一系列风险,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体制机制加以应对。

处理好降成本与财政风险之间的关系。合理运用财政风险,是化解公共风险的重要手段。化解经济社会中面临的各种风险,需要财政发挥兜底作用。但是运用财政风险来降成本和调结构也不是没有限度的,尤其是要避免财政无原则的大包大揽,导致财政风险失控,加剧公共风险。

税费政策信号应保持清晰。明确的政策信号,是引导预期的关键,税费政策导向越明确,落实越有力,市场预期就越好。要充分考虑税费政策稳定对民间投资的影响,给民间投资服下政策的“定心丸”,将微观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充分激发出来。这就要求从宏观层面对减税降费政策做好预期管理,在年度预算编制和中长期财政规划中确定好减税降费规模。在微观层面,要在事中事后做好减税降费的政策评估,跟踪考察政策的执行情况,及时进行调整,明确减税降费不是一项长期政策。

应有明确的产业发展政策导向。避免产业政策误导带来的成本。谨慎使用涉企政策性补贴,避免妨碍公平竞争。加强宏观政策绩效评估,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配套政策、制度的顶层设计,提高政策协调性,搞好配套衔接,发挥政策和制度整体功能。

推动政府治理创新,提升政府公信力。政府的公信力是最宝贵的资源,既能稳定经济、社会预期,降低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带来的间接成本,也能给企业减少直接成本。

继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从外源融资渠道看,解决小微企业资本金不足问题主要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尤其是要推动包括“新三板”、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所)、网络股权众筹等在内的以中小微企业为服务主体的股权投融资与交易市场建设。

鼓励组建政策性或社会资本发起参与的中长期信贷机构。针对企业缺乏中长期信贷资金支持、资本金不足问题,应鼓励组建由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发起参与的专业从事中长期(5年期及以上)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给予此类机构优惠支持政策,降低其运营成本,使其更好服务于社会中长期信贷资金需求。

积极发展区域性金融组织,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积极发展区域性法人金融机构,包括城市商业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商品期货公司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推动服务于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组织发展,构建区域普惠金融体系,更好提供区域性金融服务,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构建大数据平台,推进中小微企业征信体系建设。建议在省级层面,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统一的中小微企业征信平台,依法采集、整理、加工个人、企业的信用信息,实现跨部门、跨行业的信用信息共享。同时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逃废银行债务行为,实行“黑名单”,增强企业诚信意识,促进企业合法经营。

从总量上看,进一步降税费应以政府不增支为前提。依靠扩大赤字、债务来进一步降税费,会扩大整体风险。因此,要进一步降税费,就必须减少支出规模,至少不增加支出规模。

大力优化政府支出结构。从支出层面来看,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扶贫、科教文卫等各方面都需要加大财政支出,可以压缩的支出空间很小。但通过打破支出存量固化,调整支出结构,也可达到减支的目的。打破支出存量固化,一方面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另一方面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快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加快转移支付改革,通过新的体制机制来解决当前存在的财政支出存量固化的问题。

做好各项改革政策的协调、衔接。解决企业综合负担重的问题,不仅仅是降税清费的问题,还与社保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电力体制改革等密切相关。如果单纯依靠下调一点税率、降低一点社保缴费比例等,难以收到长期效果。应加强部门联动和降成本政策的协调,与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结合起来,切实保障降成本政策达到预期效果。

定期“体检”,建立降成本政策评估与反馈机制。国发【2016】48号文提出要适时评估总结和推广经验,要求各地对政策落实情况及效果评估,积极推广效果良好的政策和做法。实际上,降低实体经济企业运行成本,既是解决短期内企业运行困难的举措,也是化解我国经济和社会运行风险的长期性制度措施,应该着眼于短期和长期目标,加强降成本政策措施评估。通过政府自身评估、第三方评估等,对政策运行的短期和长期目标进行评价、跟踪和反馈,形成降成本政策的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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