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打造新型产业工人队伍上升为国家战略

我国农民工人数总量去年达到2.77亿,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但是,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职业素质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当前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左右,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不到40%;对受过专职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56.6%,对一般体力型的劳动力需求仅占三成多。

农民工中劳动力供给的结构与市场需求的结构不相适应,这种情况会带来三重后果:一是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劳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功能,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二者不适应的程度越大制约也就越大;二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加速与劳动力尤其是作为主体的农民工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滞后,会带来结构性的失业,影响就业的稳定性;三是技工荒与就业难并存,制约了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提高。

笔者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应以产业工人队伍的技能调整作支撑,以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作保证;产品的有效供给应以产业工人劳动的有效价值为前提,新产品的开发和新业态的产生应以产业工人的技术创新、工艺革新和发明创造为基础。我国要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从劳动力大国走向劳动力强国,从低端产业链走向高端产业链,就必须造就一代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大军,培养一代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劳动技能的新型产业工人队伍。无论是供给侧改革还是经济新常态条件下的创新驱动,都离不开其中最为关键的劳动者技能素质因素。因此,实现农民工的素质提升和职业化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错过了这个契机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从国家层面来看,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式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式增长,发展动力要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客观上需要人力资本积累的提升,而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也已经具备了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的财力。从企业层面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产品质量和有效供给,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竞争力,客观上需要一批技能素质型的劳动力队伍作支撑。从职工尤其是农民工自身来看,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自身发展的追求也需要提升自身的素质技能。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希望参加技能培训提升自我的人数在70%左右,这说明他们提升技能素质向新型产业工人职业化转型、融入城市生活的主观愿望非常强烈,只要创造一定的外部条件,加强引导,就会掀起技能素质提升的社会潮流。

为此,笔者建议,应把打造新型产业工人队伍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是进行宏观驾驭顶层设计。实现“三同步”,即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规划同步、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与职业教育发展同步、国家年度就业计划与农民工的年度培训计划同步。通过“三同步”,为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搭建职业上的晋升平台、经济上的致富平台和城市融入平台。

二是建立统筹推动的新体制。首先应从体制上理顺关系、整合资源、改变“九龙治水”的状况。现在的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涉及人社部、教育部、科技部、住建部、农业部、扶贫办以及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多个部门,面铺得过大导致政出多门,难以整合资源,形成集约化优势。如果明确一个综合部门主管农民工的技能素质提升和打造新型产业工人队伍,统一政策,协调推进,效果可能要好得多。新体制还应明确政府与市场在农民工技能素质提升工作中的角色定位。过去那种政府部门管钱、管政策、管职业资格、管培训的统管模式应予改进,可以把农民工技能素质提升工作的主体交给企业,政府的职能就是制定政策、发放补贴、监管服务。新体制也应打破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相隔离的藩篱,改变学历教育相对过剩和职业教育供给不足的局面。如果从体制上确保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相一致,职校生能持“双证”——学历证和职业资格证走向社会,再辅之以技能培训与职业资格晋升相联系,那么农民工的技能素质提升和打造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就会加快发展,充分发挥体制的推力作用。

三是探索新的路径和方式。事实上,各地在实践中已经进行了多种方式的探索:企业办校培训式、校企结合式、行业协会主办式、社会力量参与式、学校+实训基地+企业式等。各地还开发了职业标准,将企业岗位要求扩展为全国通用的行业统一标准,将所有技能劳动力纳入培训鉴定体系,让所有劳动者都能得到相应的技能等级评价并享受相应的待遇;改革评价方式,突破技能人才只有通过职业技能鉴定(考试)才能获得水平评定的单一方式,推进企业技能人才评价,将职业标准与生产岗位实际要求相衔接,将职业能力考核与工作业绩评定相联系,以企业、行业的标准作为技能人才的评价标准,对符合条件的员工直接认定相应的职业等级,并对技能人才的培训实行信息化管理。以上各种探索都为提升农民工的技能素质和打造产业工人队伍架起了“立交桥”,只要各级政府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就能开辟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产业大军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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