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能感知、有温度”的财税改革

2016年下半年以来,关于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负担重、成本高的讨论引发社会广泛反响。应该说,近年来包括调高小微企业增值税起征点、实施固定资产折旧税前加计扣除和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推进营改增全覆盖等政策措施,总体上呈现出明确的减税效应,比如以前购进固定资产、不动产不能抵扣,制造业购买技术、设计、咨询等服务不能抵扣,现在都可以抵扣进项税了,实际上相当于给制造业提供了一种税收优惠。

但营改增只是迈出了税制改革第一步,制造业的“痛点”呈多因素交织:一是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杠杆率加大,现金流量趋紧,对税负更为敏感;二是居高不下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成本、用能成本、人工成本、物流成本、财务成本等形成的综合成本,令我国制造业积累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三是税收之外的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进一步挤压了企业的生存空间。2012年至2015年,我国非税收入年均增长18%,而同期税收年均增长7.5%,可见企业“喊疼”的原因很大部分出在“费”上。

2017年,中国经济要落准、落深、落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要方略,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立竿见影”,尽快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笔者建议,2017年降税减费要超过“万亿规模”,如此才能符合社会预期,只有不让制造业“下雨天背着稻草走山路,越背越沉”,才能使放水养鱼的政策导向落地生根,才能对内稳住投资,对外稳住资本外流。

推进“有温度、可感知”的财税改革,缓解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痛点”。针对营改增政策层面存在税率档次多、类似业务适用政策不一,以及免税、先征后返、虚拟抵扣、差额征税等优惠方式较多的问题,同时针对实践层面需引导企业用好用足增值税抵扣机制等问题,一是统筹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宏观调控需要等因素,适当简并增值税税率,将制造业最高边际税率17%归并为13%;二是对于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形成的留抵税额,超过4个月不能够抵扣的,予以退税,以盘活困难企业现金流量;三是调整、取消、规范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前在财政部目录的中央级政府性基金有23项、中央级行政事业性收费有92项,两者之和115项,仅一个县网上公开的合法非税项目就有32项,其中大多属于涉企收费,应在2016年的基础上下调50%以上。

综合施策、精准施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用能成本、物流成本等其他综合成本。第一,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下大力气清理整顿“红顶中介”,通过国务院督查、政府专项审计等手段遏制名目繁多的收费,严肃追究乱收费部门的主体责任;第二,降低“五险一金”为主要内容的人工成本。经过2016年调降后的“五险一金”费率仍占企业工资总额的39.25%,应将该比例降低10个百分点,使“五险一金”保持在不超过工资总额30%的水平。养老金缺口通过提高央企收益上缴比例和国资划拨社保账户补足。第三,大力降低电价、天然气价格等直接成本,通过深化电煤价格联动,输配电价等改革,将用能成本在2016年基础上减少15%。第四,着力降低物流成本。逐步改革“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公路建设模式,缩短收费时间,降低收费标准,回应企业诉求与民生期待,不应听任公路收费政策“长生不老”,继续推高“最后一公里”的成本。

减税降费同样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且是一种有温度的财税改革。实体经济的阴晴,制造业的冷暖,正期待着这一政策温度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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